赫德爾、黑格爾、馬克思都曾經以他們自己的生機論式的（vitalistic）社會生活模式，來取代已經陳舊的、機械化的模式，但是，他們卻和他們的敵手一樣，相信“理解世界就是獲得自由”。他們和他們的敵手不一樣的地方，只是他們強調使人之所以成為人的“變遷”與“成長”，所扮演的角色而已。他們認為用數學或物理學作為類比的模型，無法理解社會的生命。我們也必須理解歷史，亦即是：理解在個人彼此的互動及對自然的互動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有關“持續成長”（continuous growth）的特殊定律，因為不論是藉“辯證”（dialectical）的沖突、或其他方式而來的“持續成長”，都有特殊的定律可循。根據這些思想家的說法，不去理解這種法則，就是犯了一種特別的錯誤，此即：相信人性固定，相信人的基本性質，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樣，或相信人性受制于不變的自然法則（不論是神學的、或唯物論式的法則），而這信念引出一個謬誤的結論，即是以為：在原則上，睿智的立法者，不論何時何地都可以借著適當的教育與立法程序，來創造一個完全和諧的社會，因為不論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具有理性的人類，都有同樣的、不變的基本需求，而且必定總是要求同樣 的、不變的事物，來滿足那些需求。黑格爾認為以前的人、及與 他同時代的人，都誤解了制度的本質。因為他們不了解創造與改變制度、并轉變人類性格與人類行為的理性法則，這些法則來自于理智的運作，因此，是可以理性地加以了解的法則。馬克思 及他的徒眾則主張說，阻礙了人類路途的不只是自然力、或人類本身性格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人類社會制度的運作，所造成的影響。人類原是為了某些不一定自覺到的目的，而創造了這些制度，但后來卻有系統地誤解了這些制度的功能（注15），因此，這些 制度也就變成了他們進步的障礙。馬克思提出一些社會與經濟的假說，來說明為何人類“必然”會產生此類誤解，特別是以下這個幻覺，即：以為這種人為的安排，是某種獨立的力量，是和自然法則一樣，不可避免的力量。關于這種“假客觀”（pseudo—objective）的力量，他舉出下面一些例子，諸如：供需法則、財產制度、貧富之間的永久區別、雇主與工人的劃分，以及其他許多不 變的人類范疇等。惟有當我們達到一個能破除這些幻覺的階級，也就是說，有足夠的人們，能夠理解到：這些法則與制度本 身，原是人類的心靈與雙手創造出來的，是因應歷史上某一個時期的需要而存在的，可是人們后來卻誤以為它們是不可變易的客觀力量；唯有到達這一階段，我們才能夠摧毀舊世界，并且用更適當、更能使人類獲得解放的社會制度，來取代以前的制度。

　　現在讓我們對于家養族是從一個物種或從幾個近似物種產生出來的步驟簡要地討論 一下。有些效果可以歸因于外界生活條件的直接和一定的作用，有些效果可以歸因于習 性；但是如果有人用這等作用來說明駕車馬和賽跑馬、長驅獵狗和嗅血警犬、傳書鴿和 翻飛鴿之間的差異，那就未免冒失了。我們的家養族的最顯著的特色之一，是我們所看 到的它們確實不是適應動物或植物自身的利益，而是適應人的使用或愛好。有些于人類 有用的變異大概是突然發生的，即一步躍進的；例如，許多植物學者相信，生有刺鉤的 戀絨草（fuller“s teasel）——這些刺鉤是任何機械裝置所不及的——只是野生川續斷 草（Dipsactus）的一個變種而已，而且這種變化可能是在一株實生苗突然發生的。矮腳 狗（turnspit dog）大概也是這樣起源的；我們知道安康羊（Ancon sheep）的情形也是 如此。但是，當我們比較駕車馬和賽跑馬、單峰駱駝和雙峰駱駝、適于耕地和適于山地 牧場的、以及毛的用途各異的不同種類的綿羊時；當我們比較以各種用途為人類服務的 許多狗品種時，當我們比較如此頑強爭斗的斗雞和很少爭斗的品種時，比較斗雞和從來 不孵卵的卵用雞時，比較斗雞和極其小形而美麗的矮雞（bantam）時，當我們比較無數的 農藝植物、蔬菜植物、果樹植物以及花卉植物的族時，它們在不同的季節和不同的目的 上最有益于人類，或者如此美麗非凡而賞心悅目；我想，我們必須于變異性之外，作更 進一步的觀察。我們無法想像一切品種都是突然產生的，而一產生就像今日我們所看到 的那樣完善和有用；的確，在許多情形下，我們知道它們的歷史并不是這樣的。這關鍵 就在于人類的積累選擇的力量；自然給與了連續的變異，人類在對他們自己有用的一定 方向上積累了這些變異。在這種意義上，才可以說人類為自己制造了有用的品種。

求被滿足后，下一個希望就出現了——改換房間。在夢中各種景像很快的改變，同時亦不引

中國哲學名著選讀７３１

②兩儀：從筮法說，指奇偶符號——與——，即陰陽兩爻。按揲蓍程序說，指把混在一起的四十九根蓍草分而為二。

董仲舒非常重視天人關系的問題。他說自己根據《春秋》里記載的歷史事件來觀察“天人相與之際”，感到非常可怕。為什么呢？因為天人相互交涉的關系直接影響著國家政權的成敗興衰。在他看來，天人之間并非相互不相干，而是相互交涉、相互影響的，陰陽五行、自然現象及人類社會都是根據天意構成的一個相互制約、動態協調的大系統。

　　　　　（Stolen from Xenophanes and from Voltaire）

，即排除人心中的私欲間隔，使純乎天理的良知得以自然流行，以實現封建道德原則。關于“知”與“行”的關系，他從以下幾方面進行了闡述：一、知行“兩個字說一個工夫”

　　在哲學-科學的發展中，充滿了錯誤和失敗的例子，實則，錯誤和失敗遠多于成功。在我們今天看來，陰陽五行理論是一種錯誤的理論。然而，亞理士多德關于天體不動的理論也是錯的，笛卡爾的以太漩渦理論也是錯的。就是牛頓、達爾文，盡管他們的理論整體上得到了肯定，但其中照樣有很多錯誤，例如達爾文的獲得性遺傳。但我們似乎不能因此把陰陽五行叫作科學，或把亞理士多德和笛卡爾叫作偽科學。我們能感到牛頓物理學對亞理士多德物理學有一種繼承關系，但沒有哪門科學和陰陽五行有這樣的繼承關系。不是正確和錯誤把亞理士多德、笛卡爾和牛頓的哲學-科學傳統和陰陽五行理論區分開，而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科學精神。哲學-科學與各種voodoo theories以及概括類推理論的區別在于把我們日常實踐活動中所具的求真態度帶進理論思考。從這種經驗的批判的精神著眼，我們將會看到，盡管西方的哲學-科學傳統經歷了種種變化，尤其在十六、十七世紀經歷了一個根本轉變，形成了近代科學，例如，理論概念逐漸脫去和現象的直接對應，概念越來越多地依賴于理論體系內部的結構，理論變得抽象了，同時也越來越富于內在結構，等等，但我們仍能談論哲學-科學理論的總體傳統，與陰陽五行之類的理論相區別。